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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经济报导

近期，关于部分商业银行所得税实践税负率过低的论题，颇受商场重视。

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整理A股上市银行年报发现，32家上市银行中，有9家银行所得税实践税负率低于10%，全体水平与2015年比较大幅下降。而各家上市银行的税前赢利，与2015年比较，则根本上都有必定程度进步。

例如，某上市城商行2018年税前赢利约为114.98亿元，但其所得税费用为2.77亿元，其所得税实践税负率约为2.41%；而在2015年，该行税前赢利为80.15亿元，所得税费用则为14.48亿元，所得税实践税负率为18.07%。三年里，该行税前赢利增长了43%，但所得税税负率却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。

需求阐明的是，所得税费用并非银行当年交纳的所得税金额。例如，上述城商行日前回应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称，“我行2018年实践交纳税务部分的企业所得税23.75亿，按(实践交纳)看，所得税率20.66%；2017年实践交纳税务部分的企业所得税14.78亿，所得税税率14.54%”。

“这是两个维度上的概念，当年交纳的所得税金额，其间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一年递延下来的；从税收担负的视点，应该以所得税实践税负率为准。”某国有大行司库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说，在借道公募基金避税上，“国有大行很少使用，一些股份行做得比较多。”

解码定制型公募基金

所得税实践税率的走低，源于银行的部分出资具有“避税”功用。

现在，银行资金出资国债、地方政府债和公募基金均可享用免税待遇，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中首要表现在“买卖性金融财物”的栏目里。

其间，部分银行所得税实践税负率大幅下降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募基金出资的大幅添加。公募基金不光具有免税功用，其收益率往往也高于国债、地方政府债。

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采访发现，银行出资公募基金完成避税，多以出资“定制型公募基金”的方式展开。

此类公募基金的特征为征集时间短、认购者数量少(数量靠近公募基金出资的200人下限)、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规划产品类型(债券型、混合型等)，归于银行委外事务的一种方式。

“银行投这类产品的首要动力是‘避税’，这也是基金公司做事务拓宽时的营销卖点。”上海某公募基金组织事务出售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表明，此类事务“根本上都是银行自营部分在做，由于自营有税收查核，理财没有”，且由于“自营有严厉的出资规划界定，所以基金公司都会损失悉数或部分自动办理权限，在战略上，根本都是投利率债，或许利率债加高等级信誉债。”

“刚开始首要是一些股份行在做，后来一些规划大一些的城商行也参加了进来。”该人士说。

对银行而言，定制型公募基金避税功用显着表现在，银行若直接在商场上出资方针性银行债和信誉债，收益部分需交纳6%增值税和25%公司所得税，收益部分的税负超越30%；而借道公募基金，虽然需求付出必定的办理费用，但却能将“免税”带来的收益留给银行本身。

一份典型的定制型公募基金宣传材料如此描绘：假定一家银行有20亿元的信誉债出资额度，依照5%年化收益核算(即，出资收益为1亿元)，经过定制的债券型公募基金，可以节约所得税2500万元，节约增值税600万元；出资公募基金的本钱，依照千分之三的财物办理费率和万分之五的保管费，一共是700万元。不考虑其他本钱和基金申购费用，经过定制公募基金，该银行可节约约2万元。

“银行自己买信誉债、方针性银行债是不免税的，银行把钱投给某只公募基金，经过基金来买，来自基金的收益可以免税。而实践上，底层收益仍是来自本来不免税的债。”北京某券商资管部人士对记者解说该方式“避税”的本质。

还有业内人士介绍，银行还可以经过出资货币基金的方式完成“避税”。例如，银行购买100亿货币基金，这100亿的货币基金又存回银行，假定货币基金的收益是5%，扣掉办理费，银行拿到的收益是4.7%，银行倒贴3000万办理费。但这4.7%不必缴税，每年省税是100亿×4.7%×25%=1.175亿，扣掉倒贴的3000万，银行还赚了8750万。

“投货币基金，或许首要是一些有存款压力并且有自主出资权的分行会这么操作，并且货币基金流动性新规后越来越难了；干流仍是定制型公募基金或许拼单(好几家银行一同投)。”北京某公募基金司理对21世纪经济报导表明，比较相同具有免税功用的国债、地方政府债，公募基金的年化收益率“至少能高出1个百分点”，这也是公募基金备受银行追捧的原因。

“假如是通道的话，意味着(银行)客户会在买卖时给你指定买卖价格，作为公募基金，这是不合规的。”前述公募基金组织出售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表明，为显现过程中的独立、客观、公平，银行“根本上会找几家券商资管、稳妥资管进行比价，首要是给监管看。”

“这个工作有点法不责众，由于许多银行都在这么做。别的，你也难以区别公募基金是否100%让渡了办理责任。”该人士表明，监管部分现已注意到这一现象，连续设置了妨碍，“比方单一持有人的持有比例上限连续下降到40%，30%，进步拼单难度”，“同业存单不能算债券”等。

江阴银行2018年所得税税率约-29%

这种“避税”效应，在银行财报上有显着表现。

例如，交行、兴业和宁波银行，2015年的基金出资别离为94亿元、986亿元和2亿元；至2018年，三者的基金出资规划已别离到达1876亿元、2718亿元和1168亿元，别离增长了约20倍、2倍和600倍，各自的所得税实践税负率也均大幅下降。

而更极点的比如则是江阴银行。2018年，江阴银行税前赢利为6.06亿元，但所得税费用却为-1.74亿元，所得税实践税负率甚至为-28.78%。不过，这个所得税费用“缺口”在2019年上半年底敏捷缩小为-126万元，对应所得税实践税负率为-0.32%。

江阴银行在其年报中称，2018年度所得税费用较2017年度削减的首要原由于：2018年度该行加大信贷资金投进力度的一起优化对清闲资金出资办理，积极响应方针，要点装备低危险的政府债、公募基金，导致本年度国债利息收入、公募基金分红等免征所得税收入大幅进步，高于应税收入，所得税费用为负数。不过，该行没有进一步发表出资的政府类债券和公募基金的详细规划。

江阴银行称，虽然该行所得税费用为负数，“但并不意味着本行不交纳所得税，2018年度本行共付出的各项税费2.66亿元。”

业内人士指出，公募基金可以具有“避税”光环，首要依据是财政部国税总局的鼓舞方针。

2002年8月下发的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出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告诉》规则，对出资者(包含个人和组织出资者)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收入，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。2008年3月财政部下发的《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方针的告诉》亦重申：对出资者从证券出资基金分配中获得的收入，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9月中旬，曾商场传言称，未来或许撤销针对金融组织出资公募基金的免税方针。不过，到记者发稿，这一传言并未得到证明。

“假如针对组织撤销公募基金分红的免税方针，必然腐蚀不少银行的净赢利，并或许导致此类公募基金萎缩。”前述公募基金基金司理对21世纪经济报导记者说。

(责任编辑：张明江)